話說 華碩與技嘉這合佔世界主機版70%的兩大廠， 最終因為缺乏前瞻性的評估，互信與歐盟的極力反對下，宣告失敗。回頭看歐盟為何如此反對的激烈，這絕對是建立在反托拉斯的概念下，擔心台灣大廠經合併後對全球資訊產業帶來的衝擊影響。
台灣的科技產業，確實已經對全球帶來相當巨大與深遠的影響。歐盟更樂於見到的，是台灣產業的自相撕殺，更能夠帶給歐洲消費者更大的方便與經濟效益。而從另一角度來看，台灣島內企業彼此的惡性競爭，缺乏彼此認同，與接受＂共好＂的理念，隨時期望立地為王的習性，才是問題的根本關鍵。
商業周刊第1011期中，之一的主題為＂十美元手機 造褔窮人的新商機＂文中談到柏克萊的教授，如何在西非的小國家裡，發掘出新的商機。
一個立意再好的創意，終將必須透過實體的生產製造實現。台灣，成了柏克萊實現這個理想的最後一站。與會中，包括台積電，聯發科，華寶通訊，台達電，廣達與鴻海等都有重量級的主管參與。
然而，更值得另人省思的問題，一個佔去全球7成科技產品製造與設計的國度，何以單一簡單又不複雜的創新構想，需要籍由國外團隊來完成？在台灣現今大學研究所林立，政府又採重點培育科技產業的環境下，我們到底能夠為自己強化些什麼？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主體呢？
這個答案的一部份，我也同時在當期雜誌的主題＂忽略衝突成本的管理者，末路已近＂中得到某種省思。
這是一篇美國調停者基金會總裁葛容在台的演講記錄。透過記者對當日座談記錄，我發現，葛容所談的組織衝突內容，其實在我大學中的組織心理學及團體動力(心理學系)已充份的討論與接觸。
事實上，強化與國際間的任何交流，確實是個值得肯定與鼓勵的方式。然而反觀回來，部份探討的主題，在透過國內大專院校的學者分享，亦可達到超出預期的成效，何以這些企業的主事者，必須要透過外國學者的座談，才能夠將之當頭棒嚇？
原因之一，是否在於台灣的人民(主事者)，缺少了屬於自己的中心思想文化，對於外來的西方論談一昧的崇拜及信仰，簡單地說，盲目景仰西方學者，卻缺乏了對自己國家與社會建立去建立一套信仰的機制。於是乎，我們看到了，國外學者可以不斷來台大賺演講費，而演講的深度，可能衹是一個大學一般教授即可滿足的話題。
我們也看到了，一個很簡單的創新行動，卻在台灣老板過度重視金錢價值的導向下，成了欲抓住外資企業核心價值的搖擺狗。
最後，想當然爾，一個簡單假借反托拉斯行為，實而維護西方利益卻犠牲台灣的併購案，也在台灣老板意念的缺乏中，而成了祭品。
